2022年5月31日，由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黄达-蒙代尔讲座以腾讯会议线上形式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为：“Regulating Conglomerates: Evidence from an Energy Conservation Program in China”，由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NBER研究员徐熠（Daniel Xu）主讲，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贾俊雪教授主持，刘勇政教授、谢晓晨助理教授点评，财政系主任吕冰洋教授、财政系党支部书记马光荣教授、政府债务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戎副教授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尹恒教授等校内外专家学者与学生参会并展开交流。

本次讲座共计160余名师生参加。讲座正式开始之前，贾俊雪教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徐熠教授。徐熠教授是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NBER研究员，于2007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Review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联合主编，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编委会委员，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副主编。徐熠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企业生产力与创新，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和企业动态决策。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等世界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徐熠教授的讲座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徐熠教授介绍了中国能源消耗管制的政策背景并提出了研究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为了减少中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源消耗，中国政府在2006年出台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减少1亿吨标准煤，在2004年能耗前1000的企业能耗减少20%。中国9个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千家头部企业是全国能耗的主力军，其能耗占中国总能耗的33%，工业能耗的47%，因此中央政府制定了方案，目标逐层分解对口减少这些大企业的能耗。地方政府通过协商谈判制定企业节能目标，直接负责千家企业节能目标的实现，并将其纳入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于是到2010年，98%的企业都实现了方案规定的20%的节能目标。为进一步实现节能目标，2012年《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被拓展到了万家企业（《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目标是实现2.5亿吨标准煤的节能目标。那么，这一节能政策能否实现提高被规制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被规制企业的产出如何变动？被规制的大企业、集团内部相关企业之间以及市场各主体间会有怎样的反应？政府能否通过观察集团网络的信息提高管制政策的效率？徐熠教授和合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在第二部分，徐熠教授介绍了回归分析的模型设计和结果。作者们结合ASIF、CESD（China’s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Database）以及ATS（Annual Tax Survey）数据库，利用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对管制政策相对效应进行估计。第一，为探究被管制企业的反应，文章将“千家企业”作为政策的处理组，“万家”企业中未被方案管制的企业作为“千家”企业的控制组，发现千家企业相对于万家企业的能源消耗与产出有所下降，但能源效率并未提升。第二，为探究被管企业在集团内部的溢出效应，文章将千家被管企业的关联企业（四种关联，子公司，控股公司，股东，股东投资）作为处理组，匹配与被管企业处于相同四位数行业内的既不相关又不被管的企业作为控制组，结果发现，被管企业下降的产能有一部分转移给了同行业的关联企业，导致这些关联企业的产出有所上升，但能源使用效率仍没有提高。第三，为探究被管企业在集团间市场内的溢出效应，文章将行业层面节能政策约束强度，即“千家企业”节能目标之和占行业总能源消费比重与政策实施前后变量相乘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管制更多的行业中未被管制的企业产量增长更多。

但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不能体现集团内部与市场内部溢出的绝对规模，也不能预测政府选择管制整体集团而不管制个体企业的效果。因此，在第三部分，徐熠教授介绍了文章中构建的结构模型。利用里昂惕夫的投入函数与科布道格拉斯产出函数代表集团效益、使用CES的需求函数，最终构建集团利润函数以最大化求解，估计参数以描述没有规制下反事实的集团行为。然后在模型中加入管制参数，发现被管制企业会减少投入与产出，集团内部未被管制企业存在对管制企业的替代，剩余企业会因市场溢出而增加产出。并且，徐熠教授将简约式与结构式估计结果进行了综合，更加精准的解释了管制政策带来的绝对效应规模。最后，文章对能源管制政策社会层面的福利损失进行加总估计，发现市场的溢出可以补偿被管制企业损失的产能；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相较于管制单个企业，管制整个企业集团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手段（尽管行政成本可能会有所提高）。

接下来，刘勇政教授和谢晓晨助理教授分别进行了总结与点评。刘勇政教授表明“徐熠教授的研究是非常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然后就实证部分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文章结论发现政策对能源效率没有影响，但官方文件指出能源效率在十一五规划之间提高了19%，这引出了另一支有趣的文献，即官方加总数据与现实微观数据之间存在偏差。第二，关于政府允许的产能在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转移，文中仅汇报了产量变动而未汇报能源使用情况，不知道这些企业受溢出效应影响的企业能源消耗的情况如何。第三，一些小的方面，简约式估计有高估结果的可能，这也是徐老师使用结构模型的原因，但是简约估计中去除掉了非关联企业而在模型中没有去除非关联企业，是否可以考虑去除；相关联企业是新并购的还是原有的，区分是否有意义；模型中假设集团同时做决策，现实中集团同时做决策的可能性有多大；在集团层面做管制的话，市场溢出效应是否会变强。

谢晓晨助理教授对徐教授的全文做了总结回顾，并就模型部分进行了点评：该模型简洁明快，与文章内容紧密关联，无任何冗余复杂部分，显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该模型需求端使用CES模型，供给端使用了基本竞争假设，但徐老师为了解决企业间的能源分配决策对模型进行了拓展，如使用里昂惕夫投入函数，突出了能源使用在模型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假设企业是规模报酬递减的，避免了集团中企业集中生产的可能性；对集团各公司生产率进行了差异化的假设，体现了各公司的产出差别。接下来利用两阶优化求解并计算均衡解和社会福利。参数估计方法简洁，拟合结果贴切。最后，谢老师表达了对本文的高度赞赏。

尹恒教授关注到，能源管制由1000家提高到3600家企业得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增加，管制的社会成本也有所下降，但规模较小，是否提醒我们，假设能源效率的管制假如扩展为全面改善，是否配置效率的提高效果非常有限？吕冰洋教授指出，政府管制政策目标是想鼓励企业使用清洁技术投资提高能源使用率，数据上能否观察出这种激励？李戎副教授指出，企业微观能源效率没有显示出变动，是否可以考虑宏观层面的能源效率变动。马光荣教授指出，假如将管制目标分摊到全部企业，总的福利损失与只管制千家企业相差不大，那么是否显示出目前中国能源管制政策已经较优？徐熠教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复。

最后，徐熠教授对各位老师同学提出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解答，并对会议组织方再次感谢。本次讲座通过徐教授的分享和老师同学们的交流与思想碰撞，让我们对能源管制政策的经济效应有进一步的认识。至此，此次黄达-蒙代尔讲座圆满结束，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也将会继续秉承认真负责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为大家继续带来更多精彩、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机会。